「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早上五点半，当地工人便需要从宿舍乘车去工地。（受访者供图/图）
三个月来，张超一直在寻找去世的父亲、江苏连云港籍56岁农民工张广永的遗体。
年12月，张广永离家前往印度尼西亚OSS公司（PT.ObsidianStainlessSteel）打工。该公司坐落于印尼肯达里市的德龙工业园内，系园区二期建设项目，主营镍铁不锈钢一体化冶炼。
OSS公司由中国江苏德龙镍业和厦门象屿集团共同投资，园区内有近万名来自中国的建筑和钢铁冶炼工人。大部分工人都由国内大大小小的对外劳务公司输送至OSS项目上。
张广永希望在55岁之前，给小儿子攒一笔数万元的彩礼。直到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航班停飞，张广永有家难回，最终客死异乡。
张广永的死因和遗体去向成为这起事件中双方争议焦点。自年7月28日张广永去世，负责劳务输出的南通京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唐劳务）一直没有透露其遗体的具体存放地点。但更多曾经或现在仍在OSS项目打工的中国工人找到张超，向他提供了许多当地项目不为人知的细节。
多起死亡事件
年7月11日是张广永最后一次与家人通话。电话里他告诉小儿子，前一天工地进行核酸检测，其中十几名工人查出新冠病毒阳性。他的结果为阴，仍可干活。
小儿子叮嘱父亲要注意身体。张家所在的村庄一直有出国务工的传统，张广永在年初，已经去印尼OSS项目上工作过半年。这次是他第二次前往印尼务工。他曾经对家人提起，那边工作虽然累，但好在离中国不远，可以半年回一趟家，机票也由项目方承担；工地上每日工资也有元。
最后一通电话的半个月后，7月28日上午9时许，张超和弟弟接到京唐劳务电话，说张广永因糖尿病并发症刚刚去世，希望家属来南通商议。
京唐劳务提供的纸质版情况说明里记录了张广永的死亡过程：7月24日，工地医务室初步诊断为支气管炎，并疑似糖尿病并发症。7月24日下午，张广医院。7月27日病情突然恶化，并于7月28日上午去世。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到，这并非三个月来德龙工业园里发生的唯一一起工人死亡或极端事件。10月18日下午，一位工人在德龙二期园区码头身亡，疑似自杀；10月30日清晨，一位工人在德龙三期园区的宿舍内被工友捅伤，截至10月31日，受医院的ICU中。
年8月27日上午，来自江苏徐州的农民工程发扬在OSS项目工地作业时死亡。其所在的是南京苏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苏昊工程），该公司德龙印尼炼钢项目部告诉程发扬家属，程发扬是在调整机器的过程中，因下落的滚筒导致的意外事故身亡。在医院后，程发扬于当天11时35分去世。
程发扬的女儿程孝茹回忆，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她和母亲、弟弟在家中嚎啕大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年11月到OSS项目打工后，父亲一直没能回国。半年合同到期后，他一直在争取回国名额，“几乎每个月他都和我们说希望自己能回来”。
8月28日本是程发扬即将启程回国的日子，却没想到临行前一天，他遭遇了意外。
“参照国内防疫标准”
接到亲人离世的消息后，家属们来不及悲伤，便要与合同相关方商量善后事宜。7月30日双方面谈前，京唐劳务将该公司与张广永签订的合同、医院方出具的死亡证明、住院期间的用药记录、京唐公司为张广永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7月10日的核酸检测报告等材料复印件交给家属。
面谈时，京唐劳务的代表认为，张广永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公司对张广永的病亡没有责任，提出给张家10万元抚恤金。不过，在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中，死因写的是“传染病”。张家亲属认为，公司对张广永的死亡至少负有管理责任，希望对方赔偿万元。
如涉“传染病”，那么工地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到位，则成为下一个疑点。
将张广永抬上救护车的一位工友在10月14日告诉张超，张广永曾私下向他透露自己血糖比较高。这位工友回忆，医院前，躺在宿舍的几天里，确实存在“不停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张广永隔壁宿舍的工友李海（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广永所在宿舍当时住有5人，在张咳嗽的那几天，舍友们并没有与张广永采取隔离措施。李海回忆，7月10日，工地上查出十几例新冠阳性后，大家并没有隔离或停工。
几乎所有受访工人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即便是口罩、手套这类基础物资，在疫情一年多来，也都处于紧缺的情况。
根据张广永7月24日医院检测结果，他的血糖值超出正常值四倍以上。此外，他的肌酐、尿素、肝功能损害等指标同样远高于正常值。一位国内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医院常规的生化指标检测，但若要确诊为糖尿病，还需进行进一步医学检查。
医院还发现，7月25日上午，张广永接受了一次核酸检测，其结果显示，他至少在那一天前就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京唐劳务代表告诉张超，公司在印尼当地采用了“参照国内的新冠防疫标准”，但对张广永是否死于新冠病毒、在当地医务室接受哪些治疗等问题避而不答。
“即便真的感染了新冠，也只能证明这是个别现象。”10月18日，京唐劳务代表对张超说。
赔偿金额存疑
在另一起死亡事件中，程孝茹和代理律师、江苏任尔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坤均对程发扬的死因及工地安全措施提出质疑。在与苏昊工程交涉过程中，公司并没有向程家人提供包括程发扬的合同、护照与签证、公司给程发扬购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至少应当有印尼方面的司法部门、警方出具死亡证明。”该律所主任房明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8月30日，在南京，苏昊工程代表接待了程孝茹等亲属。程孝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苏昊工程代表一开始希望程家接受万元赔偿款，其中包括人社部规定的87.6万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父亲务工近两年来应发放的12万元工钱。
苏昊工程提出的赔偿金额一度降至万。程孝茹记得，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某一天里，她突然接到苏昊工程打来的电话，希望亲属在得到赔偿款同时，签署一份“放弃所有保险赔偿”的承诺书。
曹坤查到德龙镍业曾在保险公司为OSS项目投了三份“境外工作人员团体意外伤害险”。其中两份保险提到，团队中个人如果出现工亡，最高赔偿额分别为30万和50万。“另外一份团体意外伤害险的保险额度还不清楚，但我们预估，程发扬这三份保险的工亡赔偿不会少于万。”
10月17日，代理律师拿着收集到的证据，代表程家与苏昊工程坐回谈判桌前。谈判中，苏昊工程认为，德龙镍业此前投保的三份保险赔偿款，最终受益方应为公司。但房明忠认为，这三份保险赔偿款的收益，应视为公司对劳动者的福利和补偿。
“这些保险并不能代替人社部规定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房明忠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如果公司能通过工人的死亡获得收益，这后果将是无法设想的。”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程家与苏昊工程的谈判仍未达成共识。南方周末记者拨打苏昊工程有关负责人联系电话，显示无人接听。
这两起事件中，死者遗体均难以运回国内。
上述谈判里，程发扬亲属希望能将遗体运回，被苏昊工程代表拒绝。随后，程发扬妻子又提出，把骨灰尽快带回国也行，苏昊工程代表则表示需要看印尼那边的回国安排，并不一定能尽快实现。
张超也在寻找父亲遗体下落。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录音显示，7月29日，医院一位护士曾告诉张广永亲属，他的遗体“已经被公司带去望加锡（印尼苏拉威西岛另一座城市）火化了”。多位了解印尼当地情况的中国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苏拉威西岛仅在望加锡有一家能为华人提供遗体火化服务的殡葬中心，能够处理周边城市运送过来的遗体。
10月16日，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这间殡葬中心。该殡葬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时间太久，已找不到张广永的火化记录。“时间已经这么久，（如果在）肯定被火化了。”
10月18日，在南通市通州区信访办一场双方面谈协商会，南方周末记者以张广永亲属身份在场，询问张广永遗体下落。京唐劳务公司代表首次表示，张广永遗体在望加锡，仍保存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并承诺于5个工作日内告知具体存放地点。但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京唐劳务仍未就上述问题作出具体回复。
10月27日，张超收到京唐劳务来函，通知他于20日内，亲自前往印尼或委派当地人员处理张广永的后事。
德龙镍业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其一处印尼项目陷入劳工纠纷。（南方周末记者汪徐秋林/图）
上交护照，封闭管理
除了向京唐劳务询问，张超还向OSS公司的两个投资方江苏德龙镍业与厦门象屿集团寻求答案。
公开资料显示，厦门象屿集团成立于年，是厦门象屿保税区的开发、运营、服务方；江苏德龙镍业成立于年，年名列中国民营企业强。
厦门象屿集团在9月8日的信访件回复中提到：张广永签署合同主体为京唐劳务，与象屿集团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从事的是京唐劳务承接项目中的木工作业，象屿集团与OSS公司均未直接指派其工作，故找象屿集团提出索赔不合理。
而德龙镍业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曾直接告诉张广永亲属，张广永之死与德龙“关联并不大”，并拒绝回应更多疑问。
10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拨打德龙镍业网站联系电话未果后，又电话询问德龙镍业负责处理劳务纠纷的副总裁纪恒玉是否了解相关情况，后者随即挂断电话。
公开报道显示，厦门象屿集团在OSS公司中投资占比51%，江苏德龙镍业占比49%。OSS公司在中国被称为“印尼德龙工业园区二期不锈钢一体化冶炼项目”。该园区规划占地公顷，共分为三期，包括发电厂、冶炼厂、码头等不同项目。目前，德龙工业园已成为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第一大企业，为当地提供了3万个就业机会。
知情人士透露，工业园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了大大小小的承包公司，京唐劳务作为其中一间承包商，承接OSS公司炼铁车间的施工建造，并管理旗下近两百名工人的出勤和日常纪律。
在上述10月18日的协商会上，京唐劳务代表向张超解释京唐与德龙在OSS项目里的关系：OSS项目园区整体安全和服务由德龙公司提供，京唐只是“打工仔”——“我们在印尼德龙园区实际上连一台车都没有。”
张超回忆，父亲半年合同到期后，家人曾希望他尽快回家。年10月和年4月，张广永在国内的妻子、父亲先后离世，他多次向京唐劳务提出回国申请，但请求一直未被批准。目前，张广永的身份证、手机、护照等物品，仍由京唐劳务保管。
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前往OSS项目的中国工人，在抵达印尼那一刻，需要将护照上交，由相关项目方统一保管。但多位有过其他国家项目经历的工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在包括迪拜、文莱等项目里打工时，并不需要上交护照。
10月18日，京唐劳务代表向张超解释，上交护照的措施“是为了更好管理中国工人”。公开报道显示，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OSS项目园区实行厂区封闭管理、24小时人员值班等严格防疫措施。中国工人不得随意出园区，但京唐劳务同时也承认，这一管理方式无法约束印尼当地员工。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到，疫情发生后，想要回国的工人，选择自费的，需签订回国免责声明书，费用全部自理；想通过公司渠道回国的，除了需要告知签约公司，还需要德龙镍业分配名额。
在18日交流中，京唐劳务向张超承认：“想要回国的人很多，为了赶工期，德龙确实限制过你父亲回国。”
拿着商务签去工作？
早在年6月，印尼当地媒体报道，大约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将在印尼的德龙镍业工作。这些工人是从中国引进名劳工的相关计划一部分。
李海显然不属于持工作签证的那一部分工人。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他在印尼期间的签证：BA型“商务签”，由OSS公司发函，在当地可进行旅游、文化交流、商务合作等活动，不允许工作。自年8月他入境印尼，两年来，李海一共续签了16次。
在京唐劳务没有提供给张超的资料中，张广永同样持有“不允许工作”的BA型签证，这份签证由印尼当地一家名为YBS的公司发函，目前尚无法得知这家公司与项目相关方之间的关系。9月1日，南通市商务局经张超投诉，发文暂停京唐劳务的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并就其对外劳务开展情况进行调查。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工人们提供的签证发现，除了上述公司，给前往印尼务工的工人们发函、为他们在德龙工业园务工提供便利的，还包括VDNI（德龙镍业在印尼分公司）。
“疫情之前，当地移民局有时会来园区检查，这时持不合规签证的工人们就会提前拿着行李，躲进园区的山里。”一位曾经在印尼给德龙镍业办理过工人签证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张广永此前去印尼务工，半年回国一次，也是为了重新办理印尼入境签证。“印尼型签证可以在当地待60天，此后每次申请便可延期30天，一共能续签4次，也就是在当地待半年。”一位办理过印尼商务签证的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许多像李海一样留在印尼肯达里的中国工人，不需离境也能通过签证延期的手段留在当地。这就意味着，许多前往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被迫“合理”地留在那边。
而不愿意留在当地的中国工人，则演化出另一起事件。
年6月开始，在德龙三期项目务工的张振杰等5名工人及其家属曾通过多种途径，向项目方申请要回护照和签证，却迟迟得不到答复。几番周折后，他们联系印尼当地蛇头，于9月19日计划偷渡回国。当天，偷渡船只经过马来西亚时，马来警方将他们逮捕。
经律师协助，马来西亚警方了解事情原委后，决定不起诉他们。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10月24日，5名工人在隔离期结束后，正在向中国驻马大使馆申请临时证件，办理一系列手续准备回国。
此5人执意回国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项目承诺的酬劳大幅缩水。
年初，张振杰在务工群里看到德龙三期项目招工的信息，被广告里“-元/天”的“高工资”吸引。其妻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介绍人承诺，只需工作六个月便可回国，每人每天工钱元，每个月工作27天，能拿到00元左右的工资。工地每个月以“生活费”名义发放1万元，剩下0元回国后统一结算。
4月初，张振杰等人到达印尼务工。据其妻介绍，头个月，张振杰收到了约定的1万元；第二个月，工资变成0元；6月初，当地项目包工头要求工地每个人签署“工程劳务合同书”，合同中，每个月生活费为0元，同时工作时长从每天9小时变成了9.5小时，并要求他们“需要等到项目结束才能回国，不可以中途或者提前回国”，张振杰等5人拒绝签署合同，就此停工。
代理这起偷渡案件的马来西亚华人律师刘毅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工人没有护照、合同、签证等相关文件，难以向当地警察局证明自己的身份。目前一些在印尼的中国工人遭遇护照被非法扣押却不向当地警方求助，主要是他们的签证不能在当地工作，报警就相当于自首。
有人重返印尼园区
德龙工业园的三个园区相对独立，相隔几十公里。多位工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日里，园区大门紧闭，有当地保安在园区门口值守。
为了管理工人，园区内还会采取一些严格措施。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OSS公司罚款通报显示，年1月，中国某位员工在明确知道园区内禁止员工做生意的前提下，仍然在群内发广告卖东西，因此“考核（罚款）人民币00元”。
另一位工人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因喝酒，醉卧在宿舍楼梯口，因此被罚款0元。“到后来我的工资不仅被扣发1万元，还让我给公司打款2万元。”
程孝茹回忆，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弟弟一家人来到南京，却找不到苏昊工程的办公地址。
“如果依照国内相关规定，（发生工亡后）住建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公安机关都需要前来调查，项目直接的管理人员甚至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曹坤说，但由于家属受疫情所困，难以到印尼当地取证，他们在与苏昊公司谈判时，就显得非常弱势。
张广永去世后，张超通过信访，找到京唐劳务的主管部门南通市通州区商务局。商务局工作人员告诉张超，商务局已在职责范围内暂停了京唐劳务的业务，至于调查张广永死因等其余诉求需要他去公安、出入境管理等部门或法院反映情况。
张超也联系了德龙镍业的主管部门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该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张超，德龙镍业在OSS项目中责任有限，并建议张超向OSS项目的控股方——厦门象屿集团反映。
南方周末记者随后以同样的问题联系该管委会，该办公室工作人员首先表示应当联系OSS公司控股方，未正面回答上述问题。
房明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国内有许多去海外务工的工人，但如果他们在海外遇到劳务纠纷甚至死亡，依然会遇到国内司法机关、行政部门责任难以划分的情况。“在涉外劳务的安全责任事故管理上，法律尚存在空白。”
目前，仍不断有工人乘着国内飞往印尼的航班，来到德龙工业园区。10月19日，一位准备返回OSS项目的德龙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在项目里还有数万元没有拿回。其中包括了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回国期间的隔离费用以及带薪休假的工资。这都需等他回到印尼当地才能报销、领回。“我做好两三年不回国的准备了。”
南方周末记者汪徐秋林南方周末实习生谭海燕张校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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